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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会是胡适的世纪吗?(下)

作者:管理员 来源:本站 浏览数:4911 发布时间:2011/11/28 15:25:16

■浙江   傅国涌

从1917年到1949年,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,他有他的主线,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,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。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,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,那是他的职业,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生活中。可以说,他大半生的事业某种意义上是由几本同人刊物构成的。第一本当然是《新青年》,但《新青年》不是他创办的,陈独秀办的《每周评论》因为陈独秀被捕,由他接编,著名的“问题与主义之争”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。胡适是不讲主义的,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,胡适始终很警惕。为时很短,这个杂志就被北洋政府关掉了。胡适亲自创办的第一本杂志是《努力周报》,比陈独秀原来的《每周评论》调子要温和一些,更包容一些。1922年,胡适们最重要的一次书生论政行动——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就首先发表在《努力周报》上面,16个人签名,包括蔡元培、丁文江、陶行知、梁漱溟、李大钊、陶孟和、高一涵,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,还有几个很快进入内阁的人物如王宠惠、罗文干等。结果发现他们即使做了内阁总理、总长,也对体制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,这对胡适打击很大,他一度对议政非常灰心。
从1923年以后,一直到1929年,这个中间相隔了6年,时局变换,从北洋军阀时代进入了国民党时代,他才再度恢复当年论政的热情,在文学杂志《新月》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国民党的文章,那种调门我们今天听了可能觉得胡适胆子太大了,包括直接骂国民党“反动”,都是很直白的。胡适不是政治学家,他是用常识论政的,不像王造时、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,有很多的理论,一套一套的,他只是凭常识说话。胡适的学问,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,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,人人都喜欢他,敬仰他,这就是他的魅力。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,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。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: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,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,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,鲁迅死后,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,他批评了苏雪林。二是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,许广平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,胡适真的去说了,而且王云五同意了,合同都签了,还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,只是一直拖在那里。
周策纵回忆,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“鲁迅是我们自己人”,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。其实,从根本上说,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,他不相信制度,不相信社会,不相信人性,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,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,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,他内心有绝望,也有悲悯。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,不去谈什么价值,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,所以他显得很深刻。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,人们才会觉得深刻。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,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,浅薄的人,乐观的人。在中国,一个乐观的人,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。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,他是要继续努力、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,不是把生活看到顶的乐观主义。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,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。
他办完了《努力周报》,对军阀政治很失望,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。等到国民党政权起来以后,他想挑战一下它的底线,与罗隆基等一干人写了一批攻击国民党文化、政治、人权等各方面的批评文章。即使今天来看,这些文章的水平还是很高,比如罗隆基那篇《论人权》。国民党当局虽然有点无奈,但也对胡适动了手脚,不让他做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,不让罗隆基在光华大学做教授,罗隆基被迫北上到天津去做《益世报》的主笔。“新月派”也被国民党用不是很严厉的打击给打下去了,但是胡适没有被打下去,胡适离开上海之后到了北平,先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,后回到北大,做了文学院院长。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《独立评论》,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,在他办的杂志当中,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,与《新月》、《努力周报》相比,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,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,就是独立发言,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,不臣服于国民政府,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,不盲从流俗的意见。有的时候,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,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,可要对大众保持独立并不容易,要挨骂、挨砖头、挨唾沫。在办《独立评论》期间,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点,此后就走下坡路了,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,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。
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、独立、怀疑、宽容的人,他在政治的道路上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、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。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,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:第一是保护、容许反对党;第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。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条,没有和平转移政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,没有反对派、反对党,就不是自由主义。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,而是兼容的,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观点。它不是用来标榜、挂在嘴上或写在纸上的,而是用来践行的。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,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,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。
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,这个天塌下来,共产党要顶着,国民党要顶着,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,中国人都要顶着。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,胡适接受了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,抗战如同救火,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。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,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。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(北京大学校长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)。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,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,整个时代的剧变,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。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,就是1948年12月17日,当着很多人的面,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他内心有很多感慨,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——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、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,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失败了。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,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。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,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,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,如果天下崩溃之际,我如幸存,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。鲁迅去世前,跟延安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冯雪峰也说过,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,我第一个要逃跑。这是鲁迅晚年的朋友李霁野的回忆。
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,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,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,对张謇的评价很高。张謇是南通的一个实业家,他在社会层面做的那些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、社会建设,最终会导向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。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,但是更扎实,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。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,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,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,而不是搞革命。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,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,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,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。以他的人脉、声望,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,但事实上没有做到。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,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,就是比较懦弱,比较好说话。但这种缺陷放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是非常正常的,与其他的历史人物相比,胡适个人的私德是比较完美的。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私德的民族,其实更应该重视公德。像胡适这样一个人物放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干净的,也非常地值得后人尊敬。他的作为、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、所追求的原则、信念。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,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,乃是一件好事,而不是一件坏事。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,是一个假设,但是从胡适之到李慎之,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,自由主义的链条没有断,历史的链条没有断,思想的链条没有断。胡适之的“阴魂”已经回来了,正如毛泽东说的:“21世纪我们给他平反吧。”其实不用等到21世纪,在20世纪后半叶,从80年代开始,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。历史就是这样,不是说你打倒了他、清洗了他、批判了他,他就真的消失了。
今天胡适回来了,将来他在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,这还是一个未知数,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。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,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。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,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。波兰团结工会的前台领袖是工人瓦文萨,但是波兰团结工会幕后的灵魂人物,一个叫库隆,一个叫米奇尼克。米奇尼克的书在大陆没有公开出版,只有一本崔卫平主译的《通往公民社会》自印本,在2004年印过几千本。米奇尼克当年是华沙大学历史系学生,以后成了波兰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。在波兰变革之后,瓦文萨当了总统,他也是以高票当选为议员,但是只有两个月他就辞职了。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知识分子,永远都是,不应该从政。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,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:第一个观点,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,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;第二个观点,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,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。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美好的明天,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完美的未来,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的许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。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简单、非常平凡,太朴素了,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,但它又很深奥,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。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,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,明天你又不知道,哪怕明天更好,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,一定也是有缺陷的,只有更好,没有最好。
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。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,都很乐观,都是面对今天的,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,鲁迅很酷啊,横眉冷对,胡适总是笑着的,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,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,所以,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、不会悲观,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,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,简单的、持续的努力,一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,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。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,政治的自由、哲学的自由、信仰的自由,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,所以他很快乐。他每一天的读书、写作、交友因此获得意义,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,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。他过得非常的充实,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,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,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。他这样看待生活,所以他始终很乐观,而不是很阴暗。
有朋友说,鲁迅是闪电,胡适是阳光。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。有外国学者说,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,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,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,它能照到每个角落。而闪电闪过以后,大地仍旧一片漆黑。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,雷霆万钧,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,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,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,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,中间反反复复,曲曲折折。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。中国的道路,自戊戌变法以来,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当做中国近代转型的起点,是中国人第一次用和平方式开始追求现代政治,已经110多年了。但我们还在路上,还在这个过程中。法国、俄国、中国不是没有革命,我们一次次地革命,不断地革命,但是我们的革命始终像闪电一样,一闪而过,又回到封闭的黑暗。阳光革命是温和的,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,按照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的逻辑也许不过瘾。
很多人不喜欢胡适,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,他倡导温和地、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,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,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,但是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,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。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面左翼的青年要比非左翼的多。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,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,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。事实证明,最终有眼光、有成就的是殷海光、何炳棣他们,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,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,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。李慎之这些人都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,李慎之是“一二·九”一代,延安镀过金的,1957年以后成了右派,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。像李慎之那样,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。那是信仰共产主义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,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去革命,投奔延安去了。在这样一种态势下,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、所抛弃。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,凡是胡适的学生、听胡适话的人,无论后来是左的还是右的,留下来的还是走掉的,就是留下来的几个,比如罗尔纲、吴晗,那都是胡适帮助过的人,胡适所器重的青年,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。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,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,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,造福社会,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。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,是党内同僚非常佩服的人,满腹经纶,会写能说,记忆力极好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都欣赏他。2002年,他在西湖边跟我讲,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,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,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,窗外一棵枣树,另一棵还是枣树,多么天才啊!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。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,所以,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?李慎之说,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。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,走过80年代末,走到90年代,他最终发现年轻时选择的这条路走错了。他说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,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,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。还是胡适之高明啊,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!但后悔来不及了,只有从头开始,所以他晚年要打胡适之的旗,重提自由主义。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,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。他们是191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,也就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、抗日洪流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,在90年代以后,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胡适的道路,这是一代人的选择,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的选择。现在有一个词,叫“两头真”,就是指这些人,就是说他们在年轻的时代追求真理,走上革命道路,到了晚年仍然追求真相,对一生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反思,又回到了“真”的起点上。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人,在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,这些人纷纷认同胡适,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,所以他才会说“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”。
(本文系作者在浙江大学的讲演,根据录音整理。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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